2023年6月19日下午14：30，由必威（IMT）开展的力学家访谈，在线下成功进行。本期访谈的嘉宾是著名力学家杨卫院士。IMT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访谈。
郭晓琳（左）采访杨卫院士（右）
访谈掠影
力学家访谈源于对力学家的致敬，希望以访谈的形式请他们分享自己的学术成果、科研心得、新思想，以此激励学生的科学研究激情。采访内容如下：
问：杨院士您好，我叫郭晓琳，是孙博华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您父母曾留学美国，您父亲杨光华先生还曾担任石油大学校长，您本人也留学美国并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父子都担任过大学校长的在中国可能没有二例。杨院士，民间说一个人的教育比较好，有说“清华三清”是指清华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现代的教育其实已经是终身学习，所以有说比“清华三清”更厉害的是“清华十清”，即清华园出生、清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清华教师。您除了高中、本科、博士和博士后与清华大学无关，您属于“清华六清”，这种成长经历在中国属于极其优越的，这些经历对于您的成长和科学研究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首先我们这个家庭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我的爷爷是在湖南浏阳做老师，算是小知识分子。我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学习就不错，后来上的是浙江大学。但是当时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收到录取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浙江大学已经西迁到了贵州。我父亲搭顺车前往贵州途中骨折了，以至于休学了几个月，后来他的报到的学科已经搬到了遵义。从农村里出来，爱念书学习好，所以很难说是从小就是书香门第吧。
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叫竺可桢，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也是科学家，主要研究的是地理学，气象学。当时浙江大学这一路迁移，然后到了贵州以后又分成几地办学，因为那些地方没有很好的办学条件，所以工学院在遵义，理学院在湄潭，农学院在永兴，在几个地方办学。后来我去浙江大学当校长，我去过遵义，湄潭和永兴。
浙江大学迁到这几个地方后，办学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当时老师和同学们的研究都做得不错。当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李约瑟，他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他和他的夫人主要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他当时领了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的任务，就是去考察中国在战争下的教育怎么样，他当时在《自然》这个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说中国在贵州和云南的办学，贵州指的就是浙江大学，云南指的是西南联大。当时浙江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叫谈家桢，他专门研究果蝇，他将研究结果介绍给李约瑟，刚好他们两个都是研究生物学的，非常投缘。浙江大学当时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时期在浙江大学念书的，他学的是化工专业，当时大家都希望实业救国。当时的侯德榜制碱，中国人都引以为骄傲。
我的父亲念完大学本科以后，就在贵州实习了一年，然后抗日战争结束，浙江大学就搬回到了杭州，我的父亲当时是学校的助教，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出钱资助我父亲去美国读研究生，也就是读研究生期间，我的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很有意思，大学四年在四个不同的学校，第一年在中央大学，第二年在台湾大学，第三年是在美国，正好认识了我的父亲，第四年是清华大学。
我父亲回国了以后，正好是国家高等教育院校调整，要从近似于西方的模式转化为苏联模式，要高度专业化，计划经济对应的学校分的也很细致。当时在北京就要成立八大学院，比如石油学院、航空学院、医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农业学院、林业学院等等，我们父亲就去参与了石油学院的筹建。当时是比较缺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的，我父亲只学过化工，没有学过石油化工，所以我父亲又被派到苏联学习石油化工。我父亲从苏联回来以后，很快就担任了系主任，然后担任了石油学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的期间，石油学院迁到山东东营重新建了一所大学，就是胜利油田这个地方。由于我父亲在浙江大学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去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在苏联进修了一段时间，当时是很少有的，并且我父亲文革前当过一段时间系主任和副校长，也参与石油学院在山东东营的盐碱滩上建校，所以文革一结束，我父亲就担任了石油学院院长。后来石油学院改名为石油大学。
我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教我怎么做人，并且告诉我一定要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英语。我不到15岁的时候就去了陕北插队，在陕北呆了将近5年，后来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上学。那时候我的思想比较激进，我想农村我插过队，军队也实习过了，我只是还没有去过工厂，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江西的一个工厂。那个地方叫鲇鱼山。后来，想起我父亲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正好听说开始考研究生，我就去考研究生了，78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就开始做学术了。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有机会去美国留学，到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博士毕业回国大概30岁，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学位，更没有几个博士，所以清华的老师让我当了研究室主任，35岁就当了教授。在学术上走到一定程度后，就让我当工程力学系主任了，那时候我大概40岁出头。本来我可能要继续行政工作当副校长，但是清华的两位老先生张维院士和黄克智院士希望我在学术上更进一步，所以我在49岁当了院士。
在我50岁的时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让我去教育部工作，担任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同时也是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我大概在教育部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去了浙江大学当校长。我到浙江大学任职发言的时候，我说道“虽然我长期在北方工作，但是我的父亲在浙江大学毕业，我的儿子也在浙江大学本科毕业，现在我来到了浙江大学，我们祖孙三代这个缘就全了。”当时，浙江大学的老师们听到就很高兴，也就比较接受我。我觉得当校长一定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要想真正做好一个校长需要懂教育，是一位学者，还要有一定的情商。
问：杨院士，您的本科专业是锻压专业，后来您从事力学领域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是不同学科的交叉。这些经历对你提出交叉力学是不是有影响？
答：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西北工业大学到我们这里来招生，把我招到了他们的航空类专业。当时西工大有两类，一类就是我当时就读的航空类专业，另一类是火箭类专业。入校先去学校传达室报道，负责人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查询了一下，说：“你是航空类42专业，打铁的。”“4”意思是4系，全名叫做金属材料及热加工系，“2”意思是压力加工。当时一听打铁的，心凉了一半，但其实这个专业相当于主要学习的是锻压。基础课有两类，其中一类为力学类，主要学习的是压力加工方面的知识，最主要的一门课叫做“压力加工原理”，也就是压力如何施加，以及工件在压力施加条件下如何变形，所以力学方面的知识在锻压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类为材料类，主要课程为“金属学”和“热处理”。
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我的眼睛有些色弱，老师说将来从事锻压行业需要观察火候，色弱对这方面还是影响比较大，此外我对力学这方面也很感兴趣，所以研究生及以后就主要在力学领域进行研究。
问：杨院士，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您“书海一周天”的专题 报告会，您分享了阅读中的思考与人生路上的感悟。您说“书是传承，千秋万载；书是道场，彰显学派；书是信息，网尽精粹；书是友情，物美情深”，您可以谈谈您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吗？
答：我是从小自学的，因为我中学只读了一年，就遇到了“文革”时期，所以很多知识都是靠我们自学才学习到的，主要的学习途径就是自己看书。另外，山西大学是北京大学对口帮扶的学校，北大派了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去山西大学指导学习，其中一位是北大的图书馆馆长，认识我夫人，我夫人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就向她申请“借你先生一用”，于是我就去到山西大学做了报告。我将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期间、以工农民学员在西工大读本科期间、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美国留学期间以及现在所看过的书里面选取了7本书做了读书分享。有些书是激发你的想象力，比如我刚才提到的7本书里其中一本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另外的其中一本是《三体》。还有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讲述的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当然我推荐的也不乏一些学术书籍。有些书虽然是小说，让人看了上瘾停不下来，但是一些经典的大师之作还是会对人的三观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学术书籍那更不用说，直接学习到的是鲜活的知识。因此多读书，读好书，是对自身的德智有积极影响的。
问：杨院士，您担任过大学校长、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指导过很多的博士研究生，我现在攻读结构力学博士学位，感觉最难的是寻找合适的研究课题，有人说博士课题要集中于一个学术难点往深层系统的研究。就博士课题选择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答：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力学导论》，主要是作为本科生的教材使用。最近还在琢磨写一本新书，跟你所提的这个问题有所关联，现在力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但还是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因此这本书主要是讲现代力学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基本确定了有70个左右的问题，我们正在一一回答。比如其中一个问题，现在需要做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如何设计才能行动比动物还灵活，为什么现在还达不到，该如何能达到？这种实际的工程问题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力学方面的科学问题。因此，需要研究的力学方面的科学问题还是要从实际的工程问题角度出发。
采访：郭晓琳
撰稿：郭晓琳
当前位置: